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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时间轴进入1932年1月。

    川岛芳子去了上海，正在准备策划“一二八事变”。

    周赫煊没打算提醒上海方面，因为即便没有“一二八”，也可能冒出个“一二九”。反正日本人就是要在上海挑事，搞得越大越好，把列强的注意力从东北吸引到上海。

    即便有周赫煊提醒，上海方面也难以应付，最后轰轰烈烈闹一场，继而不了了之。

    上海的情况暂且不提，东北那边，土肥原贤二已经卸任沈阳伪市长职务，即将调往哈尔滨出任特务机关长，他的目标是对付黑龙江的抗日义勇军。

    关东军虽然已经占领黑龙江的大部分城镇，但义勇军的反抗却很激烈，分别有马占山、苏炳文、张殿九等部，其中以马占山实力最大、名头最响。

    马占山的本职是黑龙江黑河警备司令，九一八事变后，他自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，当中宣布：“倘有侵犯我疆土，及扰乱我治安者，不惜以全力除之，以属我保卫地方之责。”

    马占山的口号喊得横向力，并且跟日寇血战三天两夜，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。全国人民因此受到鼓舞，自发组织慰问团、后援会，给黑龙江的抗日义勇军捐款捐物，更有许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，组建“援马抗日团”参加抗战。

    张学良见马占山影响力极大，不仅默认了马占山自领的职务，还派人秘密支持马占山的抗日活动。

    只可惜，土肥原贤二到达黑龙江后，很快便利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利诱等手段，把马占山弄得进退两难。

    马占山手下并没有奉军精锐，都是些地方守备团、屯垦兵和警察部队。面对土肥原贤二的威逼利诱，以及义勇军内部军心不稳，马占山很快就投降了，并亲自出任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。

    历史上的盖棺评价，把马占山此举定义为诈降，咱们就不去推翻这个结论了。

    但不可否认，马占山的诈降举动带来极坏的影响，因为他属于积极抗日的招牌。这块招牌一倒，瞬间就使得许多义勇军部队跟着投降，也极大的打击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。

    即便以后马占山继续扯旗抗日，也无法弥补诈降带来的恶劣影响。

    再说锦州那边，1932年元旦，关东军从三面向锦州发动总攻，坚守两个月的张学良终于扛不住了。

    已经下野的常凯申，多次密电张学良严守。顾维钧等老友，一天连发数封电报，求情张学良不要放弃锦州。可惜大势已去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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