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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胡适多次写信给宋子文，主张及早跟日本人交涉。但南京国民政府就像一头鸵鸟，把脑袋扎进沙子里，既不敢对日宣战，也不敢跟日本谈判，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外交时机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只要当时中国和日本达成外交协议，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稳脚跟。即便日本内阁反悔，中国这边说起话来也更硬气，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外交状况更加险恶。

    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，不知道中央政府当时在想什么。

    前些日子，国际太平洋学会预定在上海举行，胡适被推选为会议主席。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，胡适决定延期举行会议，后来经过仔细考虑，又决定不延期。胡适认为，“因为本次太平洋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，可以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”，他想利用会议谴责日本的无耻行径。

    可惜一群国际知识分子开会，根本翻不了天，顶多也就激起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同情心。

    周赫煊也是接到会议邀请了的，不过会议期间，他跟随张学良去了锦州。

    对于张学良，胡适在文章里是如此评价的：“东北的沦陷，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，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，负的责任最重最大，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……少年的得志，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……以身败名裂的人，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，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，怕不容易得了。”

    周赫煊送走胡适，摊开纸笔开始抽烟思考，良久动笔写下标题——日本政治的二元属性以及关东军的东北扩张计划。

    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

    《菊与刀》一书虽然全面阐述日本，但许多细节不可能写清楚。

    既然胡适创办了《独立评论》，周赫煊正好借助这个平台，深入剖析日本各国的情况。每篇文章写一个方面，几年下来，至少能给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爷们提供点抗战参考意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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