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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洛阳国难会议一连开了六天，参加会议的人员每天都在减少，搞到最后甚至都不足百人了。

    整个会议期间，常凯申都没怎么出面。只有汪兆铭跳得最凶，从头到尾自弹自唱，对民主人士各种刁难和诘难，他似乎还非常享受这种风光。

    民主人士没法在会议上寻求认同，于是纷纷转到场外，利用报刊杂志抨击国党的独裁统治。

    国党当然也不示弱，中央委员张道藩在南京讲话时，倒打一耙说：“国难会员原有400多人，仅到100多人。内中份子复杂，红黄墨绿，无所不有……主张取消党治者，原皆系党派背景之政客，甚至为帝王军阀之走狗。彼等昔日摧残民治，现在根本无资格谈政治。”

    张季鸾都没有通知周赫煊，就在《大公报》发表社论，言辞犀利地对张道藩的诬陷做出回应。

    天津的《益世报》更厉害，直接指名道姓的骂汪兆铭是“政治骗子”，说他在野和在朝的表现判若两人——在野时自诩民主自由、为民谋利，再次主政之后却把自己说的话都当屁放了。

    此时的情况是，普通民众、在野政客、社会名流、大资本家、报界传媒、文化学者……通通呼吁取消训政，实行民主宪政。

    不说民主宪政可不可行，反正大家是受够了专制独裁，颇有些“天下苦秦久矣”的味道。

    主要还是因为国党太烂了，把社会各界、方方面面全都得罪完，连当初支持常凯申的江浙财团，此时都恨不得中央政府早日倒台。

    国难会议的最后一天，汪兆铭慷慨激昂的发表宣言，历数日本侵略东北与上海的罪行，表示非集中全国财力共作长期抗战无以图存。

    当讨论到具体军事问题时，常凯申的人趁机提出议案，以“抗日”名义收拢地方军权，此提案“顺利”得到通过，表现出了参会人员的拳拳报国之心。

    最后话题还是回到抗日上边，有人主张坚决抵抗，有人主张外交解决，也有人说应做两手准备。

    “周先生，你开会好几天，怎么一言不发啊？”马寅初突然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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