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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郁达夫的梦想是：没有阶级，没有争夺，没有物质上的压迫，人人都没有，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。

    还有许多理智派，比如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士英说：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，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……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，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、能力和道德相称。

    《现代》杂志主编施蛰存说：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，问题全在人。

    更有思想激愤的，比如徐调孚的梦想是：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、国医、国术……国耻、国难等名词。

    林语堂这阵子似乎学萧伯纳玩幽默已经玩疯了，他的梦想被列在最后，只有四个字：我不做梦。

    周赫煊阐述自己的梦想时，也只说了一句话：这糟糕的时代就是一场梦，我只希望快点醒来，中国应该是繁荣、富强、伟大、自豪的国度。

    或许就如《东方杂志》前言里说的那样，此时的国人白天紧张而气闷，只有在夜里做一二个甜蜜舒适的梦。当这篇记载着数百名人梦想的文章发出来，立即引起无数国民的精神共鸣，元旦这天的《东方杂志》直接卖断货了。

    这个征稿活动的结尾，再次刊登了周赫煊的那篇《我有一个梦想》：“我有一个梦想。梦想有一天，中国的每一个省份、每一个州县和每一个乡村，都将变成高楼林立、工厂遍地的文明世界……我们的国家，不再是被人嘲笑的对象，不用再签署屈辱的合约。任何一个海外的华人，都可以挺直腰杆，大声地高呼：我是中国人！“

    不知有多少读者，联想到黑暗的现实，看得潸然泪下。

    周赫煊放下手中的杂志，苦笑自语道：“梦人人都会做，为了这些美梦，不知要死多少人。”

    周赫煊很快就遇到一个将死之人！

    当他驱车来到戏院时，杨杏佛老远就喊道：“周先生，久仰大名！鄙人杨铨。”

    “宏甫兄，幸会！”周赫煊热情地握手道，“想不到宏甫兄今天也来捧场。”

    杨杏佛笑道：“适之先生写信给我，说尊夫人要在元旦登台，我就特意提前出发来天津，一睹冬皇的大家风采。”

    周赫煊连忙介绍张乐怡、孟小冬和费雯丽，至于婉容、廖雅泉已经到了预产期，随时都可能生孩子，因此今天没有来观看孟小冬演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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