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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事实上自从三月份以来，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，甚至包括海外的属地，全都共推出各界代表，少则十几人，多则三四百，包括军队在内，全都选出人员齐集京城。

    六七千名代表，加上助手和侍从，另外有恰逢恩科，还有数万的学子，都赶到了京城，人员之多，远远超出了京城的承受能力。

    为此张恪不得不下达命令，将一半的人员暂时安排到天津，正是这个安排，使得人们迅速分成了两个派别，针对帝国约法展开了空前的辩论。

    作为商业新兴城市，天津聚集北方大半的商人，他们联合商界代表，还有心学士子，主张帝国约法要保护私有财产作为核心，要按照对国家的贡献，给予不同的权力。简言之他们要做的就是按照纳税的多少分配权力。

    这样做的好处是少数豪商巨贾能够获得更大发言权，进而左右朝局，影响帝国走向。同时他们还要求支持海外扩张，支持工业发展，用帝国的军队开拓市场，林林总总，一共一百多条。

    和他们针锋相对的人是帝师洪敷敎。

    洪敷敎的核心主张是君权民授，此民乃是士农工商，三百六十行，人人生而平等。帝国的权力是所有百姓权力的让渡，作为帝国的执政，必须对所有民众负责。这种主张自然得到了农民和军人的鼎力支持，

    他针对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要想真正保护私有财产，就应该立法不准兼并，分配到百姓手里的土地不能买卖。如此才是真正的保护。

    洪敷敎身为帝师，又在辽东办学多年，门人弟子遍天下，他的主张自然有无数人支持。大家还翻出张恪的若干言论。提出历代兴亡交替的根本是土地兼并，失去了田地的百姓沦为佃农和流民，一旦天灾**，必然走向造反的道路。诚如颁布一法，永远不准兼并土地。则万民安居乐业，天下永享太平。

    且不管这套逻辑成不成立，不准兼并就触及到了士绅集团的利益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也看不惯商业派的那一套，这些人迅速变成了中间派，游走在两个极端之间，某些议题支持商业派，某些则是支持帝师派。

    三大派论战，最热闹的就要数报纸了。张恪最初仿照邸报的形式，在军队推行过文化报刊。后来东南又发行了商报。经过多年的储备，如今报纸飞速发展，这一场大论辩又给报纸提供了最好的题材。

    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文章投递到报社，不断刊登出来，各处发行。阅读报纸的群体也不局限于士人和商人，普通市民也能接触。像样一点的茶馆酒楼都会订阅十几份报纸，还安排专门的人员读报。

    由于市民的加入，原本那些晦涩的的文字迅速被白话取代，只有让大家听得明白，才能争取到足够的支持。谁要是还之乎者也。弄一大堆故作高深的典故，对不起，没人搭理你！

    各派的学者不得不学着放下身段，甚至跑到茶馆宣扬自己的理念。有更着急的则是站在路口，菜市场，找块空地就开始大讲特讲。

    孔老夫子讲究君子讷于言和敏于行，如今他的徒子徒孙却不得不学会口若悬河，舌绽莲花。说得好的，自然引来无数掌声。说的不好的，只能灰溜溜下台，等着准备更加充分，再来报一箭之仇。

    如此行径可吓坏了一群人，汤若望作为传教士，和他的伙伴邓玉函，罗雅谷经过两年的漂洋过海，来到了澳门。当时刚刚爆发了南京教案，中华大地，几乎没有他们的存身之地。汤若望不甘心前功尽弃，他率众北上，再度效仿当年的利玛窦，带着西洋的历法、算学、机械到了京城。

    靠着精湛的天文学造诣，他成功预测了月食和日食，一举成名。不少士人开始关心他们，甚至有人加入了耶稣会，帮助他们传教。

    可是好景不长，庞大的帝国迅速出现了危机，无计其数的农民加入到了造反的叛军之中，接着一个强势的统帅迅速消灭了叛军，同时也干掉了皇帝……

    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汤若望都在在油灯下书写他的笔记，将所见所闻，全都记录下来。对于他来说，东方的庞大帝国就像是一块璀璨的钻石，每一个面都透着夺目的光彩。

    这里有世上最丰富的食物，最好吃的料理，富庶有礼的百姓，睿智聪明的官员，最亮丽的丝绸，最精美的瓷器，有着几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，随便拿出一本家谱，可以追溯的历史都被欧洲很多国家要长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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