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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结婚后六个月，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，开始恢复工作。我们仍然住在昆明，沥川每周会有两天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。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。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，笔译减少了，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了，我亦频频出差。

    结婚后，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，我一向做不惯闲人，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。

    那年七月，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。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。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，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。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，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。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，他吩咐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，让我在家中等待四天，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。其实他很想偷溜，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，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“出山”了，纷纷请他吃饭，他实在无法抽身。

    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。

    飞机准点到达。为了避免等行李，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，里面装着我的电脑、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。家里什么都有，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。

    过关顺利，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，没看见他。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，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。

    蓦然间，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。

    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，一见到我，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了出来。

    居然是沥川！

    我惊讶地飞奔过去，扑到他身上。

    他将我用力一搂，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了一下，上上下下地打量：“是什么旅游团啊？晒得这么黑？”

    “不能用黑这个词，得用麦色。”

    “好吧，晒得这么麦。”

    “‘麦’不能做形容词——”我打趣。

    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，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

    不是说抽不了身吗，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。

    “会开完了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没呢，我溜出来接你。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？”他拉住我的手，“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，你可以天天打游戏。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——活火山，还冒着烟呢。”

    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央求我，我看着他连连苦笑。

    沥川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，一旦接了活就开始日夜颠倒、饮食混乱，忙起来的时候只记得不停地吃一种东西：吞拿鱼三明治。有我监督的时候他的作息还算正常，我会劝他不要太熬夜。这两个月我不在身边，他果然瘦了一圈。

    沥川知道我不喜欢陌生的环境，尤其是会议、晚宴这类正式的社交场合。我对他在欧洲的工作一无所知，只看过一些他设计的建筑图片。cgp的总部就在苏黎世，结婚后沥川一直没上班，我只陪他参加过一次公司的年终晚宴。许多人操着流利的英文和我聊天，我像只尾巴那样紧紧地跟着沥川，应酬几句便疲于应付，沥川常常主动将话题接过去。

    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不用特意来接我，给我买张票我转个机不就成了？你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    “比你早到三十分钟。”他微笑，“正赶上接你，早上的会我溜掉了。”

    沥川的作风相当德国派，是个非常有计划的人。大病一场之后变得容易改主意了，偶尔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没头脑的事儿。他这一趟一定赶得很急，差不多是争分夺秒的。我脑子一闷，想起以前他说过自己过海关的一些事儿。残疾人安检特别麻烦，特别是911以后的美国。尽管携带了各种证件沥川仍被要求和所有的男人一样，脱下鞋子检查。对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脱鞋是特别艰难的动作。脸皮薄的沥川每次讲到这里都要抱怨：“thisissoembarrassing！（窘死我啦。）”穿义肢过金属探测器必然会响成一片，遇到格外多疑的安检员他还被请入单间脱衣检查。经常旅行的沥川已习惯了这些程序，大多数机场人员亦相当和善，极个别人怀疑义肢里藏有炸弹或毒品他亦表示理解。这年头人肉都可以当炸弹，何况是义肢？

    我四下一看，发现了问题：“咦，你的行李呢？”

    “没行李。”他拍拍口袋，“就带了护照和钱包。”

    果然是临阵脱逃，逃得这么仓惶，额头上全是汗。我摸摸他的脸，心疼了：“累不累？”

    “还好。”说罢，执意拿过我的行李箱，我没和他抢。

    看看手表，沥川拉着我快步向候机厅走去：“快点，要登机了。”

    到达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是下午两点。宾馆里面静悄悄的。沥川说会议方下午安排了旅游活动，客人们都出去游览了。

    用钥匙卡划开房间，沥川放下行李就将我按在门背上了。

    “嗳——”

    他堵住了我的口，深深地吻我，动作有些猛烈。我的头拧来拧去，险些窒息，在他的怀里挣扎。他放开我，给我时间喘息：“小秋，好久不见，你得乖一点。”

    “不乖！要挑战你！”我嚷嚷道。

    我们倒在坚硬的地板上。

    沥川的身上总有一股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。空调吹出一道冷风，天花板的风扇缓缓转动，房间里弥漫着地中海特有的橄榄味。微凉的身躯渐渐发烫，汗水在身下打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放松下来，若有所思地抚摸我的脸。我闻着他手指上的松木气息，轻轻地说：“沥川，这次我们可能会有孩子呢。我现在不是安全期。”

    他的身子微微一怔。

    沉默片刻，他摇摇头：“不会的。我接受过很多次放疗，腺体早已损伤了。你受孕的机会……几乎等于零。”

    其实这话没结婚的时候沥川就说过了，我一直心存侥幸。这只是无意地一提，顿时触到他的伤心处。

    “没事没事，我才不在乎呢，”我连忙改口，“不一定非要我生，喜欢孩子的话我们可以领养嘛！”

    他躺在地上，呆呆地看着天花板，半天没说话。我爬起来到卧室里找来拐杖递给他，然后去浴室放水。

    水放好了，我去找沥川，发现他披着睡衣斜靠在墙边仍在想着心事。

    “水好了。”我搂住他，将脸贴在他的胸前。

    “小秋，”他忽然低声说，“我也很想要孩子。”

    我掩住了他的嘴，用手轻轻抚摸他身上那道细长的伤疤。

    “对不起——”我喃喃地说。

    除了医护人员和他的父亲，沥川从没有让任何人看见过自己的伤痕。出事那年，他先是失去了母亲，紧接着失去了腿，之后一直放疗，失去了头发和胃口，身心承受着巨大打击。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伤疤很可怕，除我之外，不愿让任何人看见。

    “小秋——”他的声音变得很严肃，“我们需要谈一谈。”

    “你谈，我听着。”

    “不许胡闹，”他摸了摸我的头顶，“到沙发上坐着说。”

    我老老实实地坐下来，沥川坐到我的身边。

    “我得跟你说一说孩子的事儿。”

    “说吧。”

    “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”

    我眼睛一亮。

    “十七岁我第一次化疗的时候，考虑到未来的生育问题，我接受了医生的建议，预先储存了一批精子。如果你执意想要孩子，可以试试ivf。”

    “ivf？”

    “in-vitrofertilization，中文怎么说？”

    “体外受精，或者试管婴儿。”我开始算算数，“十七岁的精子，天啊，都过了十九年了，还管用吗？冰冻酸奶过一月就不能吃了呢。”

    “一般来说，保存得当的话，存活期有三十年。”

    我的心一阵打鼓：“那……嗯……质量能保证吗？”

    他扒在我肩上，不吭声了。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？实在想要就将就着用呗。想想看，如果我是九岁得的癌症，咱们就彻底没指望了。不过，别抱太多希望，你这个岁数体外受精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。”

    我咧嘴傻笑，开始臭美：“啊……那就是十七岁的沥川啊！天啊！十七岁的沥川那可是如花一般的少年啊。”我承认我很花痴。我见过少年沥川打网球的照片，那样漂亮俊秀的男子，眉宇间充满了信心和骄傲。十七岁以后的沥川饱受疾病折磨，他再也没拍过全身照。我与他在昆明的合影便是唯一的一张。

    “别高兴得太早，”他拧了拧我的耳朵，“ivf的过程很繁琐，你的情绪会大受折磨。”

    他的笑容里藏着一丝抑郁，口气并不热情，甚至是清冷的。

    回答得这么专业，他一定做过详细的研究。

    我的心暗暗发寒。沥川不想要孩子，虽然他也极度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是啊，一个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的人，会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丧父之痛吗？

    我笑了笑，没再说下去。

    会议有正式晚宴及酒会。洗完澡后沥川带着我出去买了一件黑色的晚礼服，我们在大教堂广场以北的艾特街逛了一圈，吃了本地特产的柑橘和甜瓜，买了一包开心果。回到宾馆时，晚宴已经开始了。沥川将我一一介绍给他的同行，大家操着各种语言聊业界新闻，我一路陪笑着听下来，又吃力又摸不着头脑，还要跟各路大神应酬。过了一会儿，沥川终于理解地放开我的手：“honey，那边吧台里有咖啡和冰淇淋，你先去喝点什么，我聊一会儿就过来陪你。”

    我如遭大赦般地逃走了。

    吧台在大厅的西南角，我要了一杯当地的葡萄酒，轻轻抿了一口，果然香醇无比。过了片刻，一位栗发的欧洲女人走过来，要了一杯威士忌，坐在吧台的高椅上和我攀谈。

    她很美丽，衣着考究，胸前的宝石闪闪发光。

    “我是米芙。”她说，“我是建筑师。”

    “我是小秋。”我说，“我先生是建筑师。”

    她举目一望，笑问：“你先生是织田君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，”我说，“我先生是瑞士人。”

    我没提沥川的名字，因为我对建筑界太不了解，好不易寻了个空休息休息，不想和人大谈业界新闻。

    “我是英国人。”

    我微笑，这还用说吗？她的英伦口音太明显了。

    “我来自中国。”

    “你是台湾人，对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，我来自大陆云南。”

    “你看上去像台湾人，”她显然没听说过这个地名，“你的衣服很漂亮。”

    “你的也是。我喜欢你的披肩。”

    “嚯，真有眼力，相信吗？这是从柬埔寨买的，手工织的。我见到它第一眼就迷住了。”她展开披肩比划，“这会开得真没意思，全是男人，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。亲爱的，相信我，男人们互相吹捧起来比女人还要肉麻。”

    真幽默，我不禁问道：“难道你是这里唯一的女建筑师吗？”

    她笑很得意：“对啊。英国的注册建筑师有百分之十二的女性，美国只有百分之九。实际上大学里建筑专业的女生占百分之四十。奇怪，这些女人毕业之后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    我捻着酒杯说：“多半是嫁给建筑师了。”

    “亲爱的，你住在瑞士的哪个城市？”她说，“我和瑞士的好几家设计公司有合作，没准和你先生认识呢。”

    “我先生是alexwong。”我指着沥川的背影，“那个黑头发的。”

    她吸了一口气，瞪圆了眼睛：“ohmygod.你是alex的太太！”

    “是啊。”

    “alex就是为了你藏在中国整整一年不出来！”

    “我有些工作脱不开身，他愿意在中国陪着我。”我没提他生病的事儿。在国外谈他人的疾病是社交的一大忌讳，沥川有癌症的事儿也只有极少的几位朋友知道。

    “alex是我见过的最不好打交道的男人！”米芙半笑含嗔，“我勾引了他很多次都没得手。他只请我喝过一杯酒，第二天照样和我抢生意！也不是很大的生意，我说alex，这次你让我一回，他说对不起，我看中了一枚戒指。”

    她指着我的手说：“这戒指一定就是那笔钱买的，xxxx年，对不对？我吐血三个月画出来的图，累得差点胃穿孔，最后给他夺了标，alex这坏小子，次次打破我的计划，我要找他算账。”

    其实戒指是沥川和我第一次分手之前在瑞士买的。那时他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，以为不过是例行检查，就专程到一家珠宝店买了这只订婚戒指。结果医院的一个电话粉碎了他的希望。他说当时一听就傻掉了，几乎不敢相信老天会有这么残忍。医生说最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，他恨不得立即去死。

    我其实对沥川离开我的那六年有很多的好奇。他的心境、他的生活、他的工作、他的治疗……数不清的疑问。可这也是我们俩最伤痛的一段时光，想必沥川对我也有同样的好奇。

    可是我们居然默契地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，让它一直处于未开垦状态。

    闲谈间沥川会偶尔透露一些真相。比如知道病情复发的那天他痛苦不堪，独自坐在苏黎世河边沉思，然后去教堂待了一夜，虔诚祈祷。收到确诊的电话之后他被霁川和rene强拉去滑雪。他一次又一次地从高山上冲下来，在速度中寻求死亡的感觉。回到苏黎世医院，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治疗方案，即便是专家看来也没什么胜算。而他居然又奇迹般地从死神的怀里逃脱了。

    我看着手指上的戒指，笑而不答。米芙怎么可能明白其中的周折和惊心动魄。

    所幸，沥川已经向我走来了。

    “嗨，米芙！”他说，“见到你真高兴！我以为你还在德国忙你的设计呢。小秋，我来介绍一下，米芙是rob建筑公司的首席设计师，曾经与我合作设计过好几个项目。我非常喜欢她的设计，合作也十分愉快。”

    沥川在社交场合相当老练。毕竟几代家学已给他构筑了强有力的社交网络。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沥川还有他的一个叔叔和两个堂兄，因有项目缠身先一步离开了。不然王家人可以在这里搞一次家族会餐了。

    我觉得米芙看沥川的目光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爱怜与挑逗。她的话音一下子软了几分，头偏过去又偏过来，笑得天花乱坠。这当然不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沥川面前失态的女人，但我还是有一点点吃醋。

    他向她介绍我：“这是我的妻子谢小秋，她是位非常优秀的职业翻译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了。”

    “米芙，我的堂妺莫亚大学二年级，寒假想到你那里实习一下，可不可以？”

    “打住，alex。你该不是想送个小间谍过来刺探军情吧？”

    “怎么会呢？本来也有别的去处，只是她太崇拜你了。小姑娘刚上大二，什么也不懂，你让她打打杂、学点基础知识就好。”

    “她会说英语吗？”

    “会法语和德语，英文能听懂，只是说得不太流利。你不是会法语吗？”

    “我的天，我那点法语只够看个时装杂志。要不你付钱，我替她请个翻译？”

    “行，我让她哥付钱吧。”

    “真小气，还是堂兄呢。这点钱也不舍得出。”

    “你批评的是，我应该让她用自己打工的钱请翻译。都这么大了还好意思花家里的钱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一家宾馆对外国学生优惠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不麻烦了。我会替她订一家离你们公司最近的宾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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