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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篇社论，主要就是一个观点：矛盾说完全瓦解了天命说，矛盾说能够解决社会矛盾，砍势要豪右很灵，砍你皇帝更灵！你皇帝不要忘了，你就是世间最大的势要豪右！

    按照朱元璋的说辞，忽必烈是草原真人，大明是天命所归，带来了秩序和稳定，进而获得了政权是极为合法的，这是老朱家当皇帝的合法根源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在这样的纲常伦理下，一直如此下去。

    但矛盾说说出现了，讲万事万物一体两面，天命所归的另一面，既然你带来了秩序稳定，你坐天下合情合理，你老朱家无法再给大明带来秩序和稳定，是不是就得亡天下？给那些能够带来秩序和稳定的人？

    矛盾说对于政权合法性就一条：能安天下者应为君。

    显然，世袭罔替的皇帝制度，是无法一直安天下的，就看看朱翊钧和朱翊镠，亲生兄弟俩，完全两类的人，世袭罔替的皇帝，注定要失天下，因为皇帝家不可能全都是明君圣主，不可能一直安天下。

    这皇位有德者居之，而不是姓朱者居之。

    所以，在写这篇社论的儒生眼里，矛盾说就是颠倒君臣纲常的理论，皇帝还支持这样的理论，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。

    “你们呀，还是没有学到矛盾说的精髓。”朱翊钧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颇为肯定的说道：“矛盾说从来都只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，说简单些，就是孔夫子说的，万事三思而后行，要看到好处，也要看到坏处，然后综合去看，权衡得失利弊，再决定要不要做。”

    “矛盾说不是反贼言论，只是一个工具，而是反贼看矛盾说，才会看到是在谋反。”

    “按照他的说法，那孟子还说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，君子的恩泽，几代人就消耗殆尽了，那就该换君了，孟圣人也是反贼了？”

    万士和低声说道：“陛下，太祖高皇帝把《孟子》摘去了八十五条，并且在洪武三年下诏，自今八十五条之内，课士不以命题，科举不以取士，仅剩一百七十四条，陛下所说的这句，也是摘去的。”

    洪武三年，朱元璋对孟子进行了删减，将其中类似于‘君之视臣如草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’、‘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’、‘君有大过则谏，反复之而不听，则易位’等等反贼言论，全都删减了。

    朱翊钧则摆手说道：“万阁老，的确是删减了，但朕看的《孟子》，这些都还在，先生讲筵的时候也讲过的，不科举而已，又不是删的一干二净，看不到了，你没读过？在座的所有人，哪个没读过？”

    朱元璋下旨删掉了那八十五条，真的能删掉吗？万历年间刊行的《孟子》都是全本，顶多教的时候，告诉学子，科举不考而已，朱翊钧连一个删减本都找不到，他读的也是全本。

    “我们回到这篇文章的内容上来，他说的，能安天下者应为君。这话，也没问题，大明迟早有一天要亡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夏商周、秦汉晋、唐宋元，哪个逃得了？既然不能安天下，守天下，亡也就亡了，就跟人不可能长生一样，哪有什么万世不移。”朱翊钧十分正面、明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    群臣们呆若木鸡的看着皇帝陛下。

    张居正这才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，皇帝的骨子里，根本就是个反贼！

    阶级论第一卷阶级，第二卷分配成书之后，皇帝一直在催促着第三卷和第四卷的问世，张居正不写是因为他已经清楚了四个自然而然的推论，止步于分配，但陛下一直在催。

    作为朱翊钧的老师，张居正太了解皇帝了，皇帝十分聪明，他能看到四个推论，陛下怎么可能看不到？他不写，皇帝假托他的名字也会写完！

    只要我足够左，看谁都是右，只要我足够的反贼，看谁都是忠臣了。

    所以在陛下看来，从矛盾说这个因推导出张居正是个反贼这个果，是错的，是张居正、皇帝本身，就是反贼，所以才有矛盾说这个果。

    矛盾说是皇帝、张居正的共同著作，这一点在刊行之初，就是明确的。

    “陛下，臣以为，这个问题就此打住好了，一个儒生喋喋不休而已，不必过分深究。”戚继光作为大将军，反对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解析。

    差不多得了！什么反贼不反贼的，陛下是明君圣主，安天下者应为君，陛下不就是在安天下？

    至于后人的事儿？后人再说，后人自己不争气，失了天下，怪祖宗太争气？没这种道理的。

    退一万步讲，矛盾说也在提高统治阶级的下限，对国朝、中原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，三思而后行也该推动。

    “这个儒生叫什么？”王崇古有些好奇的问着万士和，署名是笔名，叫玄扈山人，但能在杂报上公开发表文章的，都是在礼部报备过的，这人究竟是谁，礼部一清二楚。

    王崇古之所以当着所有人的面问此人真实身份，其实是保护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谁在批评张居正，一旦此人倒了霉，那就是张居正在以大欺小，在恃强凌弱。

    给人添堵尤其是给张居正添堵这种事，王崇古非常乐意。

    “上海县法华汇人，名叫徐光启，是耿定向弟子万历二年状元焦竑的弟子，泰州学派门下。”万士和左思右想，还是开口解释了下这人的来龙去脉，他赶忙说道：“徐光启今年才二十三岁，年轻人嘛，都气盛。”

    “泰州学派全都是意见篓子。”王崇古有点幸灾乐祸，张居正吃瘪的时候可不多，一个年轻人，能把张居正辩论到自己承认自己也是反贼的地步，可见其才智。

    若是张居正要为难徐光启，那晋党一定要保，不为别的，恶心一下张居正也是极好的！战无不胜，赢了一辈子的张居正吃瘪，这可是少有的场面。

    大明皇帝南巡还是带来了一些切实的改变，比如天津流入山东的烟馆被大明皇帝的缇骑给查抄了，山东也留了个心眼，而且还对山东地面的官吏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理；而到了徐州，四任徐州知府挖了四个大坑，皇帝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处理，很快，徐州地面上有了蜂窝煤售卖。

    徐州的煤运到苏州、杭州、松江府，就是不会留在徐州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在之前，徐州也有窑井采煤，而这些采煤的人，都是来自苏杭的商贾，他们雇佣徐州本地人挖煤，把煤运回去，这就是一种路径的依赖，大明朝廷煤钢专营之后，徐州地面官员仍然是萧规曹随，在惯性之下，仍然运往苏杭。

    这是官僚根深蒂固的本能：只要能勉强运作，就拒绝改变。

    让朱翊钧颇为意外的是，南衙对新政的抵触情绪之剧烈，远超大明君臣的想象，这种抵抗情绪体现在每一件事上。

    比如徐州煤之事，大明自从煤钢专营之后，地方将所有的煤窑收为官有，但南衙的普遍做法是，遵从朝廷的号令，用各种方式收为官有，最常见的做法，就是用一定的货币去赎买，毕竟开窑井也是需要钱的，但徐州用货币赎买之后，这些官有煤窑，仍然交给本来的商贾去运营。

    地方衙门花了银子，购买了煤窑的所有权，但其经营之事，仍然在这些商贾手中，商贾摇身一变，成为了地方衙门的杂职官，等于说，花了钱，却一点事都没有办，那赎买煤窑的银子，其实就在这个政令推行的过程中，落进了个人的口袋里，煤窑的一切经营方式，都没有变。

    然而，整个过程最可怕的就是完全的合法，既遵从了朝廷的政令，又没有滋扰地方，更没有闹出矛盾冲突来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唯独百姓不好，工匠不好。

    该有的官舍、三级学堂、工匠学堂、惠民药局，一个都没有。

    这就是南衙执行的万历新政，当缇骑搞清楚了煤窑发生的事情时，连反贼出身的王崇古都惊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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