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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随着赵源宣布自立为汉王，原广州将军府也被迅速进行了一番改造，变成了目前的汉王宫，原两广总督衙门则改为了参政院，原巡抚衙门改为了监察院，至于枢密院则布置在汉王宫不远处的一处院落，将那面的房子全部打通，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对庞大的行政区，成为了当下汉王府核心机密地带。

    由于新政权正式确定，现如今的汉王府比起当初刚刚打下广州时还要繁忙，尤其马上要接手广东地方各府行政机构，所需要的人员大为紧缺，为了搜罗更多的人才，赵源决定在八月份再举行一次恩科，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更多的地方基础人才。

    至于各府各县的长官，一方面由原复汉军体系下的人才进行充任，另一方面就采取了极为简单的模式，那就是考察制，只要具备足够的地方执政经验，且愿意向汉王府表示效忠之人，都可以进入考察流程，在考察通过后可以担任代理地方政务。

    当然，赵源目前也是在摸索和实践这些制度的可行性，他没有盲目照搬后世那一套，对于明清旧制也是选择性地进行继承，从实际来选择更加适合的制度。

    在汉王府会议上，赵源针对占领广东各府后提出了三大政策，一是巩固基础，充实地方政权；二是减租减息，推行流民安置；三是保护工商，确保治安环境。

    首先，巩固基础很好理解，赵源并不希望囫囵拿下一个地盘就完事，他宁愿打得慢一些，也要将控制下来的底盘消化好，尤其要从一开始就充实地方政权的力量，绝不允许还有效忠满清的势力存在，尤其是那些地方团练更要彻底禁绝。

    当然，想要实现这一目的，就需要彻底团结广东各府的士绅势力，将那些不愿意效忠的士绅彻底消灭掉，而这就需要内务调查司的全面配合，好在之前内务调查司在清理广州反对势力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，完成这一目标并不困难。

    至于第二大政策就相对比较复杂，赵源决定在广东大规模推行减租减息令，他并不愿意跟广东的地主士绅彻底撕破脸，但是不得不考虑一点，那就是广东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一个极为贫困的状态，甚至可以说极为危险，就像这一次赵源起兵后，广东无数百姓纷纷响应反清，便与这一点的关系极为密切。

    根据赵源的了解，现如今的大清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同时，耕地面积却相对问题，人地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了地租剥削，即便是在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，百姓的地租负担也极为沉重，尤其在江苏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浙江、安徽等省盛行的永佃制度，就让当地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。

    所谓的永佃制度，其实就是土地所有权同土地使用耕作权的分离，通常前者称之为田骨，后者称之为田皮，该制度下地主通常只能收租完粮，而不能随意增租夺佃或干预佃农耕作，而佃农可退佃、转租或典卖佃权，前提是不能影响道地主收租。

    严格来说，这一制度有它自身的先进性，但是在这个时代里，佃户想要真正‘永佃’却并不容易，通常需要交纳所谓‘顶手钱’给地主，才能在名义上将田皮传给子孙，且一旦佃户不能按时交纳租金，土地就可能会被转租出去，而佃户交纳的‘顶手钱’就会被地主无理剥夺。

    除了‘顶手钱’以外，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博弈极不平衡，以致于在清代出现了一个名词，即‘百种千租’，意思就是以一百斤种子播种的田，要收一千斤的租谷。

    由于广东地少人多，佃众田稀，以致于佃田供不应求，佃户们为了活下去，只能不顾一切答应地主苛刻的条件，像广东很多地方大多是百种千租，随后就增加到百种二千租，意味着原本地租从四成五成，几乎涨到了六成甚至是七成，甚至有些个别的地方，田租占收获物的百分之八十。

    在佃租的问题上，恶劣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容许佃农与地主讨价还价，因为大部分地方十之八九都是租田，普通小地主和富农已经只剩下了极少数。

    以上这些还只是地租本身带来的压迫，除此以外还有外部环境导致的恶化，像鸦片战争过后，华夏国内银、钱比率发生变化，也就是银价大涨，而交纳税收又要以货币支付，导致许多地主强迫佃农交纳货币地租，减少实物地租，而实物兑换货币又会出现折价问题，等于在佃户的身上又狠狠插了一刀。

    “百姓苦，农民苦，佃户尤其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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